每天回家和父母打照面，她整个人会被心虚填满。为了不说漏嘴，杨灿减少了和父母说话的次数。

(相关资料图)

之前，她喜欢和父母分享工作中遇到的大事小事，诸如拍摄了什么内容、遇到了什么人。辞职后，这个话题从饭桌上蒸发了，父母说起来，她会下意识地不耐烦，然后打哈哈应付过去。

屡上热搜的“假装上班”似乎说明，选择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了。

仿佛一盘磁带，播放A面，年轻人装作早出晚归的普通上班族；换到B面，则成了另一番光景：他们出没于公共场所，点一杯饮料，打开电脑，打游戏刷剧，或是看书做题，消磨一整天的时光。

离开职场，不外乎那些老生常谈的原因：加班、领导脾气差、内容不合适、工资低、裁员……只是，工作中的烦心事，却不能和亲近的人一吐为快。与其让家人担心，饱受唠叨，还不如装作一切都好。

假装上班的日子里，有人吃喝玩乐，尽情释放疲惫；有人在铆足精神，埋头准备考试；也有人陷入择业迷茫，在不同选择中摇摆。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假装上班并非生活的最终形态。每个人都清楚，这不过是一个过渡期，在谎言被拆穿之前，得快点找到下一站。

早上8点半，杨灿像往常一样，收拾好自己，跟父母道别，走出家门。

只是这次，她的心情格外忐忑。就在一天前，她刚刚辞去工作，父母对此毫不知情，还在提醒她路上注意安全。

走在路上，领导劝她慎重离职的话，还在耳边回响，“他问我，一个女孩子出来以后能干什么？说得好像我离开这个单位，就活不了两集。”

杨灿是一名00后，本科毕业前夕，她通过校招进入市电视台，成为一名新闻策划。

稳定、体面、离家近，足以满足长辈对好工作的期待。

杨灿的父母也不例外。有段时间，她觉得家庭氛围格外和谐，“主要原因就是这份父母满意的工作”。

杨灿此前就职的电视台|受访者供图

入职3个月后，杨灿产生了离职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掰扯了很久，父亲还是非常不理解，“他觉得我在这个单位很安全，放弃就要面对许多未知，他很恐惧。过去他拒绝走出那个圈子（体制内），现在也不想让我出去。”

让家人“兜底”的打算泡了汤，加之不愿破坏家庭和谐，杨灿选择假装上班。

9点，杨灿来到附近的商场，打算在咖啡厅泡一天。

商场10点营业，她来得太早，只能在停车场“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开始做事——离职后，她加入一个做文物保护的组织，工作还在起步阶段，一切靠“为爱发电”，只有接到项目，才有钱可拿。

杨灿拍摄的雾中商场|受访者供图

当日的工作并不顺利，项目要得很急，但停车场实在不是办公的好地方，影响了效率，“节奏完全乱套”。回想起来，杨灿觉得刚辞职那阵子像“渡劫”一样，一直被坏运气萦绕，“这可能就是对父母不坦诚的后果”。甚至，她的猫也生病去世。

不同于“驻扎”咖啡厅的杨灿，孙悠悠的活动要更丰富，“我学架子鼓和钢琴，还去学滑冰，有的时候会去朋友家，有的时候去公园遛狗，还会找个地方研究中医书籍。”

孙悠悠去得最多的是健身房，作为一名“退役”练习生，27岁的她在运动和学乐器时，更能找到以往的影子。

孙悠悠在健身房|受访者供图

因为频繁去上课，健身房的老板已经认识她。有天，老板拉住孙悠悠，想请她做有氧健身操教练。

“非常好笑，明明我是花钱上私教课的，不过我是一个社牛，做动作的时候不会不好意思，他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人来做老师。”

架子鼓老师同样对这位随时有空的学生充满好奇。她周二去上课，听到老师嘀咕，“你为什么星期二来？”老师有事需要调整上课时间，孙悠悠的答案永远是“没问题”。有几次，老师满脸狐疑地问孙悠悠：你到底多大啊？

孙悠悠学架子鼓|受访者供图

被问得多了，孙悠悠觉得，年轻人工作日不工作，好像真的挺奇怪的。

然而，孙悠悠并非个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全国16-24岁城镇青年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均值为18.3%，创下近5年内同期的最高值。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就业市场中迷茫、困顿的失意者。

失意的也不止年轻人。36岁的罗莹刚刚裸辞，开始了假装上班的日子。

因为有考证的打算，她对自己假装上班的地点有一定的要求。

罗莹考察了离家较近的图书馆，座位上满是闷头学习的年轻人，桌面上摆着厚厚一摞书，多是考公考研的复习资料，“图书馆免费又励志，不好好看书，自己都鄙视自己”。

她在附近转了转，发现周边还有饭店和公园，相当便利，非常适合白日学习。

罗莹常去的图书馆|受访者供图

去考察那天，天气晴好。离开难捱的工作，又找到容身之处，罗莹的心情和天气一样明媚。中午，她特意请自己吃了一顿广式茶点，算是小小的庆祝。

她也尝试寻找其他场地。有次，罗莹和朋友约在咖啡馆小聚，顺便体验了咖啡馆的环境，感觉“有点吵”。她也去过付费自习室，但是那里房间小、人又多，空气不流通，罗莹每每去学习都有“窒息的感觉”，学习效率反而降低不少。

罗莹租的自习室位置|受访者供图

罗莹想考建造师证，为此制定了严格的复习计划，准备用一个半月，拿下四门考试。

备考并不轻松，她必须学完一门课、看完一本书，再继续下一科，因为连贯的逻辑更有助于记忆，“这个年纪，记忆力确确实实是会有影响，这个是很实在的问题。”

尽管工作日按时出门，但罗莹常常会觉得“装不下去了”。她之前经常加班，现在六点半就能到家，由于轻松了不少，还胖了七八斤。

她猜测，公婆早就有所察觉，只是没把话挑明。

说到离职，杨灿反复强调两个字：内耗。

她承认，客观来看，自己的工作哪哪都好：领导负责、同事友善、压力不大、甚至挣得也不少。

只是她实在喜欢不起来。

做节目策划，选题是工作的基础。杨灿负责时政新闻，但她对时政着实不感兴趣。无数次，找不到选题的杨灿枯坐在办公室“硬想”，时间一点点流逝，工作却毫无进展，她陷入深深的自我拉扯中。

辞职那天，杨灿走出电视台大厦，拍下和那栋楼的最后一张合影。她记得，照片里自己看起来很丧——离职并没有带来巨大的喜悦，反倒是对独自面对未知的担忧，早已萦绕在心头。

假装上班后，看书成了杨灿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受访者供图

应付父母，是第一件要紧事。从小到大，杨灿自觉是“讨好型人格”，总是在心里猜测应该要怎么做，才能让父母开心。

她一贯听话，小时候努力学习，长大后，无论高考志愿还是毕业求职，都遵从父母的期待行事。大学时，杨灿想去留学，父亲一句“你上学已经花了家里多少钱了？”打消了她出国的念头。

父亲的思想比较传统，杨灿有些畏惧，和母亲的关系，同样不够亲密。在杨灿的记忆里，母亲对她，可以说是“任性”。

小时候，杨灿很容易咳嗽，母亲觉得咳嗽声烦，生气地指责她，“又在咳、咳、咳！”因此，在母亲面前，她只能尽力忍着。

有一次，表妹来家里做客，在争执中伸手打了她，想到爷爷奶奶教导“大的要让着小的”，她没有还手。这一幕被母亲看见，她气女儿不反击，就像“发疯”一样，面部狰狞地给表妹鼓掌，让她使劲打杨灿。

辞职一事，杨灿不知道如何向父母解释，怕父母生气，更怕父母担心。思来想去，只能暂时瞒下，一切负担，她一个人慢慢消化。

家人的关心乃至责备，成了压在失业者身上的另一座大山。假装上班的人，被关进“就业”和“家庭”的双重围城。

父母的担忧，也是孙悠悠假装上班的理由。

她24岁离开练习生行业，满心不甘，“我做了4年练习生，发过歌，上过节目，不可能不想要一个结果，但年龄已经在这了。”

此后，她的生活失去了目标，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除了偶尔帮人培训舞蹈，其余时间躺在家里玩手机摆烂。

看到女儿终日无所事事，孙悠悠的父母很是担心。有段时间，父亲每天回家都面无表情，一句话都不愿多说，低气压盘旋在房间上方。

古板的他不好意思直接跟女儿沟通，让老婆出面，孙悠悠的母亲经常面带焦虑地碎碎念，“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能行吗？我们有多着急你知道吗？现在没收入将来怎么养老？”

起初，孙悠悠会暴躁回怼，“你们别管我，也别再问这事了。”时间一久，她也开始反思，整天窝在家里确实不行，哪怕出去走走也好。

她抬出落了灰的自行车，决定从锻炼身体开始。

孙悠悠在跳舞|受访者供图

反正每天都要出门，她索性说自己以后会稳定带舞蹈课。为了让老公对女儿彻底放心，孙悠悠的妈妈自发完善了这个“谎言”，“她跟我爸说，我去直播公司上班了。”

罗莹主动步入假装上班的境地，则是因为受够了前司。

她用“官僚”形容上一家公司，作为乙方，她的工作是为甲方提供设计作品，许多资料需要甲方提供。公司要求大小事务都要走审批，每个流程都要找不同的人盖章、确认，有时填写的审批人有误、有时领导不在，往往一两个月下来，连对方是否有资料都无法确认。

折腾半天，还是公司领导给甲方去个电话，这才解决问题。

此外，公司鼓励员工加班。罗莹记得，一位同事的亲人手摔断了手，需要人照顾。但公司要求加班时，这位同事还是来到了岗位上。老板大张旗鼓地表扬了这位员工，“领导说，他为了公司愿意抛妻舍子，我当时觉得，这三观有点扭曲了。”

罗莹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拍摄的上班大军|受访者供图

其他问题尚可忍耐，罗莹无法接受的，是薪资骤降。

她的薪水是项目分成制，很长一段时间里，受疫情影响，公司很多项目的合同都签不下来。而且，此前承诺过的分成比例，也变得很低。

孩子今年8岁，正是花钱的时候，公婆是下岗职工，只有微薄的养老金。罗莹考虑再三，觉得在“发工资像赌博”的公司继续呆下去已经没有意义，果断地辞了职。

尽管罗莹有自己的规划，家中老人也向来随和，不会过多干涉，但她知道，长辈们难免会因关心而经常询问，带来无谓的压力，索性直接瞒下来，假装还在工作。

在旁人看来，假装上班宛如站上平衡木，终日战战兢兢，维持着谎言的圆满，让生活平稳运行。

焦虑固然存在，但也有向好的一面：假装上班的他们，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自假装上班起，杨灿每日的心情，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每天回家和父母打照面，她整个人会被心虚填满。为了不说漏嘴，杨灿减少了和父母说话的次数。

之前，她喜欢和父母分享工作中遇到的大事小事，诸如拍摄了什么内容、遇到了什么人。辞职后，这个话题从饭桌上蒸发了，父母说起来，她会下意识地不耐烦，然后打哈哈应付过去。

愧疚被留在家里，出门时，杨灿觉得自己像换了一个人，“爽、开心、自由自在。”

她喜欢参加当地的“体验工作坊”，没有固定主题，组织一群人，即兴开展活动。

最近，他们去了“活的艺术馆”，在那里，游客不仅能参观艺术品，也能参与到创作中。在杨灿看来，这和工作坊一样，“非常包容、非常有创造力。”

杨灿和工作坊的小伙伴参加活动|受访者供图

杨灿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她满脑子都是选题，无暇顾及身体。现在，她有意识地多吃蔬菜、少吃碳水，每天去自家的菜园子里逛逛，看看有哪些蔬菜成熟，还打算动手给父母做健康餐。

每天吃住在家里，杨灿没有经济压力，手头的事虽然暂无收益，但有事可做，至少不会感到焦虑。

她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探索未来的方向，“我想做一些自己擅长的、同时也对大家有益的事情，做成一个事业。”

杨灿在咖啡厅工作|受访者供图

假装上班，也让孙悠悠的状态变好了。

在家待业的两年，只要父母表现出些许不高兴，孙悠悠就会失眠，饱尝日夜颠倒之苦。每天出门“上班”后，她从“问题人员”，摇身一变，成了“懂事孩子”。

平时，她去给别人上舞蹈课，有时没收入、有时能挣个两三千，偶尔能上万。虽然不稳定，但也能覆盖生活开销，每个月还会给家里一部分钱。

父母开心，孙悠悠也越来越懂事，如今，她经常宽慰父母，“我不花家里一分钱，也不用你们给我买车、买房、攒嫁妆，所以放心吧，别操心太多。”

出门的孙悠悠|受访者供图

眼下，孙悠悠正考虑着，找个稳定点的工作。她不清楚想做什么，但知道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类型，“我受不了必须要遵守一个规则，就是给你卡死、完全不能协商、不能灵活变通的那种。”

比起“体面的好工作”，她更想继续系统地教舞蹈，或者摆摊卖海鲜、蓝莓、蛋糕。海鲜和蓝莓是家乡特产，“我会卖品质特别好的，价格优惠，绝不坑人。”

她曾经的“同行”，一位小有名气的练习生，偶像梦碎后，选择摆摊卖包子，孙悠悠觉得，这个决定很好、很接地气。宅家两年，她认真研究过甜品，市面上的网红蛋糕她几乎都会做，只是还没迈出摆摊那一步。

孙悠悠做的甜品|受访者供图

“我之前一直很激进地拼搏，打击来了，有点受不住。不过，或许正因为不顺利，才能停下来多尝试、多体验。路绝对是越走越宽的，不可能20多岁就完了。我以前觉得人生完了，现在不这么想。”

罗莹也在寻找出路。

因为带小孩的缘故，她接触到“自然教育”，一种让孩子在自然条件下、按照天性开展教育的教育方式。罗莹看好这个行业，每每参加相关的活动，都会主动和主办方的工作人员聊聊天。她因此认识了“此前接触不到”的人，视野也变得开阔。

罗莹和自然教育的老师一起去赶海找到的海镜|受访者供图

尽管对未来的设想还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但罗莹逐渐找到可以驶向明朗的小船。

辞职后，罗莹明显感觉到，自己要考虑的事情变多了。上班时，自己只负责执行，工作有公司推着走，现在，她要为所有的决定负责，“考证，考虑究竟是跨行还是创业，还得强迫自己多社交，认识新朋友”。

焦虑就像一座不定时喷发的火山，时不时在她的心中投下阴霾。日子还在继续，罗莹经常在不安中入睡，但第二天睁开双眼，还是要放手去干。

（应受访者要求，杨灿、孙悠悠、罗莹均为化名。）

作者丨Monica

编辑丨桑桑

出品丨如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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