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是我的家乡，但它也通往所有人的家乡。我写的《命运》其实写的是我们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精神家底。”8月19日下午，作家蔡崇达携新作《命运》现身2023南国书香节，与文学评论家申霞艳同台畅聊。

这是蔡崇达继《皮囊》之后时隔八年的新作。2014年首次出版的《皮囊》记载了他与故土福建泉州，以及家人、好友的故事，至今已售逾四百万册，是一部现象级畅销的非虚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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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崇达回忆，写《皮囊》那年，他29岁，认为人是为了“理想”和“责任”活下去的。当时的他正在《中国新闻周刊》担任主编，对自我的规划是在媒体领域赢得奖项的认可。但当他真正拿到这些荣誉之后，又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他开始觉得，所谓的“理想”只不过是给自己抛了一块骨头，抛得远远的，再让自己去追，当你咬到骨头那一瞬间，又开始怀疑这一切的意义。另一边，自从父亲患病后，他一直把医治父亲视为自身的责任。直到29岁的某一天，这份责任也消失了，因为父亲离世了。

父亲的离开触发了他写作《皮囊》。当时他所处的状态正如书里写的那句话——“我们都是既告别家乡，又永远无法抵达远方的人。”写《皮囊》的过程，是他在面对人生的追问，“并且这个问题再不回答我就活不下去了。”于是，他转过身，鼓起勇气走向自己曾经试图逃避的来处。

八年后，他的第二部作品《命运》问世。他说，他庆幸自己是一个在底部生长、始终与自己的文化根系相连的人，《命运》正是一部向下扎根，深入泥土里的小说。故事开篇，主人公阿太就背负了一句“无子无孙无儿送终”的命运预言。她成了亲，收养了孩子，穷尽一个女人为改写命运所能做的全部努力，始终“我命由我”，并最终生下了自己的命运。

《命运》以九十九岁的阿太的一生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福建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的人生故事、命运选择与时代浮沉。故事背景发生在闽南沿海小镇，这却是一部关于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原乡的书：神明，灵魂，信仰，生老病死，果熟蒂落……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无常命题。

在整个《命运》的写作过程中，蔡崇达的脑子里一直浮现出这样一个场景：“命运”这两个字像一座丰碑那样，远远地立在那边，他则动用文字的千军万马试图去逼近它，试图去抵达它。对蔡崇达来说，《命运》并不是为了写自己的家乡泉州，他是借由转身回望，来寻找所有人的来处。

访 谈

南都：从上一部小说《皮囊》到《命运》中间时隔8年，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再次提笔写作？

蔡崇达：这八年来，从出版方到作家朋友，很多人在催我出书。这么久没出书是因为，一方面《皮囊》的成功证明了它是能够抵达读者内心的，我很珍惜这种共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书是一个太神圣的载体，而且这个载体还挺可怕，一旦出版了，每个字就存在那里，《皮囊》里的每个字都好像在盯着我。在我看来，如果要出版一本书，一定要尽可能确保每个字都值得被出版，我会去想象过了五年、十年，我是否还能够承受每个字的凝视。在这个念头底下，我对写作充满了紧张，也充满着期待。

南都：“命运”一个相当沉重且宏大的题目，是什么触发了你的这一创作？

蔡崇达：我一直在想作家到底在人类社会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作为人类我们始终很难理解和表达自我，恰恰这就是作家要干的活，作家需要去理解和表达出人类难以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的部分。虽然人各有异，但幸运的一点是，人类本质上很多命题是相通的，也正因为这些难以自我理解、自我表达的部分让我们觉得孤独、觉得脆弱，面对你最亲爱的人、最关心你的人，你都说不出你为什么难受，为什么焦虑，为什么纠结，但这就是作家要去努力做到的。

过去的这几年，我们人类共同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无常的时代，人的本质命题在当下这个时间点更为凸显：如何生下来，如何活下去，命运是否无常到难以捉摸……其实这就是一个作家必须去面对的题目，因为它已经摆到所有人面前，让你耿耿于怀，躲又躲不过，说又说不出来。很遗憾的是，在这一时刻，并没有很多作家试图去把这些命题摊开来，讲述出来，或者最起码告诉大家我们共同经历的是什么。

我的很多作家朋友、出版方都非常担心“命运”这个题目太重、太大了。在这个层面上我得感谢《皮囊》。在《皮囊》畅销之后我更自由了，我不必再为出书而出书，我可以拒绝去写那些我不想写的，拒绝去做那些我觉得不重要的事，《皮囊》让我更有底气去做我要做的事，不必分心，可以集中精力。

南都：我们在小说里读到很多闽南地区独有的民间信仰和神明崇拜的文化，怎么理解故乡闽南在你的文学创作中的意义？

蔡崇达：作家注定是家乡的“农作物”，对每个写作者来说，故乡肯定是最重要的题材，因为它是你整个精神体系，思想体系，生活经验，甚至是你与人间第一次发生联系的起点。但其实在写作中，故乡又没那么重要。《命运》这本书我不是为了写我的家乡，我是借由转身回头来寻找我的来处。

南都：你的故乡泉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给你带来了哪些创作上的灵感？

蔡崇达：泉州可能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最完整的地方之一，这里有两条江，一条叫晋江，一条叫洛江，据说我们家乡的人是在晋朝从洛阳地区过来的，他们带着当时中原的文化习俗礼仪信仰，离开了中原母土，为了躲避战乱，为了逃离可以摧毁一切的那种纷扰纷争，躲到这个西北是山，东南是海的祖国的天涯海角。从“衣冠南渡”到“下南洋”，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来都是一帮心向着母土，又恰恰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母土，保护自己的家乡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人。

我的家乡是重要的，因为它通往我们所有人的家乡。福建的西北边，与内陆相连的地方是武夷山脉，要越过它不容易，所以很多中原的传统文化和精神秩序就被保留了下来。它还保存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秩序，中国亿亿万万先人们留下来的关于如何生活的那些话语，有些话语变成了习俗，有些话语变成了仪式，有些话语变成了老人口口相传的规矩，有些话语变成了人们称之为“人文风貌”的东西，最终造就了我们所有人的精神家底。

《命运》写的其实就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精神家底，“故乡”起到的作用是一个通道，我通过回到故乡，试图去看到我们所有人的来处，去寻找我们这代人能够以此为依凭，以此为启发，以此为支持的东西。我经常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无常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你再不挖掘我们先人留下的精神家底，你什么时候才挖呢？

南都：当代人在面对故乡时会有比较复杂的情感，有的试图逃离家乡，追寻新的身份认同，有的也回到家乡，以一种自洽的方式，重新审视和理解孕育自己的土地并从中获得力量。能否谈谈这种对故乡的情感转变？

蔡崇达：只有回到来处，才更有力量去往更远的未来。只是我们过去的这几十年间比较疏忽这一点。到了今天情况有所不同，你会发现这一代年轻人，他们是会主动地、集体地去寻找自我精神秩序的一代人。比如像我女儿，现在是十岁，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她的同学们竟然都在流行盘佛珠，现在的年青一代还挺愿意去寺庙，也喜欢去参加民俗活动的。

还有，泉州在前几年是不红的，这几年也突然红了，很多地方小吃突然就火起来了。泉州有800万人口，但有统计的华人华侨就有接近900万，很多人在东南亚努力工作一辈子最后都把自己积蓄寄回家乡，或是引入产业等等，整个华侨的文化就是不断在回望的文化，回望家乡，回望自己的来处，回望自己的根。这就是我家乡这片土地的性格，这里的人对自己的来处充满着情感，也习惯并且擅长从那里获得支撑自己生根发芽的力量。

南都：你将在2023年出版新书《草民》，完成你的“故乡三部曲”。从《皮囊》《命运》到《草民》，谈谈你的“故乡三部曲”具体的创作理念是怎样的？

蔡崇达：这八年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皮囊》一直畅销？我想必定是有原因的。它是一本成长之书，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人生命题：故乡和远方，理想和现实，如何面对人的生老病死，它给了一个可能不那么成熟，但无比赤诚、无比努力的答案。其实这就是我一直期望的文学的作用。于是我就自觉地要写《命运》，去写在当下人心共同经历、共同面对的命运的无常。这次想写《草民》也是一样。我打一个比喻，人应该要活得像棵树，它的根系有能力往土里扎进去，它才有能力汲取到营养，去生长出新的枝芽，去探向天空。所谓的“故乡三部曲”，我说的不只是故乡，我说的其实我们如何回到来处去寻找营养，寻找力量，寻找支撑。《草民》会是一本很难定义的书。大家可能又疑惑它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是短篇还是长篇？其实我不是为了形式而形式，也不是故弄玄虚，“草民”是我写给无名无姓但异常伟大的每一个人，这也是我写作的立足点。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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