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嘉

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县城，“老人家长”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小区花园里，他们推着婴儿车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流带孩子的心得；幼儿园、中小学门口，他们簇拥在接孩子的人群中，呼唤孙儿的名字。这种祖辈与孙辈一起生活，并承担抚养教育孙辈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的家庭教育模式正是“隔代抚养”。

(资料图片)

然而，大部分父母虽“离不开”也“看不惯”这种家庭教育模式。归纳起来，“隔代抚养”被认为有“四宗罪”：其一，孩子耳濡目染老年人的语言和行为，模仿后就会在心理上成人化、老年化；其二，一些老年人不爱运动，令一起生活的孩子丧失活力，形成孤僻性格，日后易发生社交恐惧；其三，某些老年人思想固执、偏激、怪异，可能导致孩子人格发生偏离；其四，一部分老年人迁就、溺爱、包办一切，使孩子缺乏独立性和自信心，抗挫折能力差。

而国内学者也多认为“隔代抚养”对孩子有不良影响。如学者李亚妮调查上海的144名大学生，发现从婴幼儿时期就由祖父母抚养者和父母没有形成强烈的亲子依恋，双方信任不足，亲子冲突时有发生。而在钻研青少年网络成瘾综合征时，重庆师范大学心理学专家刘东刚副教授更指出，这类网络成瘾症在隔代教育或有家庭暴力的家庭中呈多发态势。

不可否认，祖辈家长在接受现代教育思想、掌握新的教育手段、控制亲情对教育行为的影响以及动作灵活、言语流畅和思维敏捷等方面不如年轻父母。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教养真的是“洪水猛兽”吗？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曾对13672户中小学和幼儿家庭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隔代抚养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祖辈教养家庭的孩子学习勤奋，不怕困难且竞争性强，他们的道德品质、心理素质和发展总体平均分均要高于以父母为主要教养人家庭的孩子。江苏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殷飞则认为，老人带孩子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阶段；祖辈家长具有抚养和教育孩子的实践经验，能够妥善处理各类问题；祖辈家长不像父母对孩子那样“急功近利”，有利于为孩子提供愉快、宽松的成长环境。

事实上，国外不少研究发现，“隔代抚养”有诸多好处。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伦敦教育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对1500多名孩子调查后发现，祖父母更善于帮助孩子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比如探讨未来、如何在危机中保持良好心态。研究还发现，身体健康、家庭条件较好的祖父母所起的作用更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博格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将孩子交给祖父母照看，与母亲亲自看护以及交给托儿所相比，孩子受伤的危险能减少一半。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的研究发现，长辈带孩子，能够让老人、孩子都更加健康。

不管是年轻父母，还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都是基于一种共同点来教育孩子的：希望孩子能更好。但由于年龄差距大，老人与子女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等都有很大的差异，在教育孩子的态度、要求和方法上经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形。比如，孩子犯了错误，父母想对孩子严格管教，而老人多以说服、安抚为主。

这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并没有问题，就算父母二人，也经常有尺度不一的情况。家长需要尊重对方的施教权利，寻求一种互补的合作关系。就像妈妈在管束孩子时，虽然爸爸可能觉得妈妈管得严了，但仍旧支持妈妈。而反过来当爸爸管束时，虽然妈妈又会觉得爸爸管得太宽了，但仍旧支持爸爸。

然而，在很多父母眼里，老人在家中的定位基本上是这样的：生活上的保姆和教育上的绊脚石。有一项网络调查显示，60%左右的父母经常因孩子教育问题与祖辈产生摩擦。若形成摩擦，不仅使教育力量抵消，家长的威信受到损害，而且也容易使孩子形成两面性，利用家长之间的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外，还会给孩子带来的不合理欲望、坏习惯及错误造成防空洞，掩盖了那些需要纠正的东西。

“隔代抚养”现象在中国如此普遍，既有中國家庭传统教育模式的历史原因，中国素有“几代同堂、其乐融融”的传统家庭文化，更是迫于现实的无奈之举。

年轻的父母由于就业、求学等种种原因无暇照顾、教育幼儿，而社会对这方面的补偿作用未真正加强。中国0～3岁幼儿的抚育机构还未健全，且收费颇高。幼儿园、小学大多在下午三四点钟就放学，而父母一般则要到六七点钟下班，更不用说超时加班或者节假日加班的情况。于是祖父母就承担起辅助双亲甚至是替代双亲教育孩子的责任。

更不用说农村的劳动力为寻求生活出路进城打拼，多不具备带孩子进城的基本生活条件，只得把子女留给老一辈抚养教育。而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隔代抚养有扩大的倾向。

1999年中国刚刚进入老年社会时，老少共融的问题曾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有学者提出，每一个父母，每一个隔代家长，都希望能够掌握让自己的晚辈健康成长的知识。但直到现在，社会还没有研究出系统的、操作性强的隔代教育办法。相比之下，批判隔代教育的声音却一刻也没有消停。

事实上，怎样与孩子相处已成为国外公民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如日本的这种教育在社区教育中完成，他们有很多老年大学、老年课堂或社区学院。美国社会提供的支援类型更多，一是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通过各种途径向政策制定者发出呼吁，为隔代抚养中的祖孙争取到政策性的福利和支援；二是上述人群及慈善机构以实际行动从多方面帮助处于隔代抚养中的人们，如为祖辈组织支持团体，让他们有机会相互交流，共享某些应对困境的资源和方法，免费为祖孙提供心理咨询、教养技术训练、交往技能训练等，甚至提供探视亲人的交通工具等。

正如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王极盛所说：“现在还不到讨论要不要隔代教育的时候，而是要想办法搞好隔代教育。”（摘自“腾讯网”）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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